告别阿富汗：最后的“永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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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8月30日报道英国《新政治家》周刊9月2日（提前出版）发表一期题为《最后的“永恒战争”：阿富汗战争和自由主义干预的局限》的文章，作者是劳伦斯·弗里德曼。全文摘编如下：

　　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外界不仅将其称为对美国尊严和声望结结实实的打击，也是对名为“自由主义干预”外交政策的公开否定。这一外交政策的抱负远不只是在危险世界中寻求国家安全，而是希望通过击败非自由分子以及引入民主执政来引导苦难深重的国家走向繁荣稳定，以此创造更合心意的安全环境。

　　但左翼批评人士认为，这终归是种新帝国主义，企图向其他国家强加外来模式，而不考虑是否符合当地文化传统。这也是冷战后全球主义者傲慢自大的产物，就好像西方国家战胜共产主义后就获准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塑世界，服务自己的经济利益。

　　另一种批评观点认为，不要因为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从而介入不需要西方人、且西方人也不能正确理解的地区，政策制定者也会因此分神，无法全心全意承担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职责。

　　在一片“永别了”和“早就告诉过你”的声音中，也有人指出西方干预行动所取得的成就，并为行动背后的动机辩护。

　　干预行动三个10年

　　干预行动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10年：1991年至2001年，2001年至2011年，2011年至今。第一个10年始于1991年4月，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援。此前反叛的库尔德人一直遭到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迫害。美国、英国和法国建立了受到保护的“安全港”，让库尔德人得以返回故乡。

　　这个10年的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科索沃。科索沃战争是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4月发表芝加哥演讲的背景。

　　现在芝加哥演讲被当作关于干预主义影响深远的声明。但值得指出的是，和外界设想恰恰相反，布莱尔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一国不应感到有权改变他国的政治体系、煽动颠覆行为或是占领自己认为有一定声索权的领土”。他把认定“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应该积极介入其他民族的冲突”称为“我们面临的最紧迫外交政策问题”。这等于承认了，并非所有看起来需要回应的情形都能得到回应。

　　演讲中还提到五点考虑：我们确定自己的情况吗？是否已经穷尽外交手段？是否存在可行的军事选项？是否为长期做好准备？行动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至今在提出新干预行动时，仍然值得思考这五个问题。

　　两场战争伤亡惨重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干预主义的下一个10年开始了。这一阶段放弃了对国际介入的谨慎态度，扩张做法占了上风。

　　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并非仅仅瞄准“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造成的具体威胁，而是决定向所有恐怖组织宣战。由于担心恐怖分子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他断言这场行动需要除掉伊拉克时任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开始支持“基地”组织，引发无数单独的反恐行动。然而，只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友才发起大规模地面战。

　　在这两场战争中，干预的根本原因都和国家安全相关，因此开始时都不是自由主义干预。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小布什政府的初始意图都是找到当地领导人接管政府，由他们经营下去。但最终小布什政府意识到，所有新政府都需要在外界帮助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应付敌对组织的叛乱。随着安全形势恶化，新政府难以运转，也难以确立合法性。它们的软弱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无法一走了之。美国及其盟友发现自己深陷其中，对抗的是意志坚定的敌人，承受了重大伤亡损失。而当地经济复苏步履蹒跚，腐败横行，人权方面的进步也乏善可陈。本国民众不再抱有幻想，似乎没有办法让这两场战争令人满意地收尾。

　　在第二个10年末，伊拉克表现出稳定迹象。2009年英国撤军。同年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听从劝说，决定在阿富汗增兵也许能取得类似效果（时任副总统乔·拜登对此表示反对）。但奥巴马为美军行动设定了期限，最终逐步撤出。而剩余的唯一策略就是加强阿富汗政府，包括其武装部队的能力。奥巴马还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撤回大部分美军。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

　　从西方干预的历史来看，最重要的实例发生在利比亚和叙利亚。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发动空中打击，得到支持的叛军也向利比亚时任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发起行动。卡扎菲死于当年10月。不管外界如何希望这个相对较小、石油丰富的国家迅速确立一个能胜任的政府，最终下场却是一片混乱，让人大失所望。

　　叙利亚的局势更加糟糕。尽管西方国家想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走人，但并没想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突袭伊拉克。该组织的基础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在叙利亚发展壮大。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的伊拉克安全部队逃离，就像2021年阿富汗政府军逃离塔利班那样。然而“伊斯兰国”组织没能攻入巴格达。美国人出手阻挡，起初是和库尔德人结盟。最终伊拉克安全部队重新集结，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击退了“伊斯兰国”组织。

　　由此确认了一种干预行动的优先模式：利用当地地面部队，通过特种部队、无人机和空袭给予支持。尽管“伊斯兰国”组织被赶走，但它崛起的速度表明，美国一旦收回对根基不稳政府的支持，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不用武力能做什么

　　自由主义干预的时代并没有在2021年8月戛然而止。但从过去30年、包括阿富汗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扶植一个友好政府有多困难。这样的政府或许能发出自由声响，但往往缺乏应付敌对势力的能力及合法性。

　　只要一国接纳外国部队来维持稳定，总会有种担忧：一旦外国部队撤出，该国会重新陷入动荡，特别是最初的安全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因此，未来的干预行动更有可能需要已有一个真正能干且值得支持的政府，而不是从头建立一个政府。

　　军事行动也将主要由空中力量和无人机执行。不向实地大规模出兵，干预行动就不容易招致本国内的反对意见，但所能取得的效果也会受到限制。影响力来自对领土的控制，缺少地面驻军就会加大塑造当地政治体制以及培养当地安全部队的难度。改换政权从来不是干预项目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更不可能是，除非政权自己垮台。

　　有人会欢迎转向规模更有限、频度更低的干预行动，他们厌倦了漫长而又显然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但那会让全世界很多人陷入不安、贫穷和绝望的循环。

　　很多冲突延续至今，国际社会在试图阻止冲突或解决冲突原因时表现得漫不经心。即使地区大国介入，问题往往更加复杂，而不是得到解决。西方大国不得不精心选择——依照芝加哥演讲提出的标准。

　　未来有些情形中，动用西方军事力量仍会改变局面。但非军事手段也能发挥很大作用，比如提供发展援助以及投资基础设施。眼前的悲剧提醒着我们军事干预的局限性，或许应该牢记不用武力还能做些什么。

责任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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